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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法律该管的不管的问题则比较突出，差评比例达34.7%，占比最高。

法律该管的不管的问题则比较突出，差评比例达34.7%，占比最高。

第三，正义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具有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与宗教、伦理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很好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是社会正义或社会问题能否进入法学研究领域的联结点。法理学需要通过法理阐述哪些可以、应当进入法学领域，以及如何成为法的调整对象等道理。

在本文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应当是一种我们应当秉持的方法论意义上的严谨的治学立场和态度，其生命力和精髓在于科学的批判意识和立场。因为，任何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然是对现实具体问题的高度抽象和概括的产物，旨在为分析和解决现实具体问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而部门法学则要既关注既有局部视角下法律规范的具体法律适用，也要整体视野下的宏观反思与构建。由此，在本文看来，正是法理学这种价值多元的所谓主观性特征，才使法理学与其它以关注规范法学为根基的部门法学区别开来，使其具有更一般性、普遍性，解决整个法学以及法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关系的根本性、核心性问题，从而才使其具有的独立性存在的学科与学术意义。第四，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与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不再是对全球规则、体制机制的单向度的参与者与适应者，而应当为如何作为全球规则、体制机制的主导者或制定者之一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智力支持。

这种学科的分化是社会日益复杂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的结果，其好处是能使人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内专注于某一领域，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因为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69]。因此可以说，西方法理史就是自然法与实在法间关于正义的难题史。政治生活在本质上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创造的。

而正是这种斗争精神让中国人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面貌。如果缺乏核心价值观念的凝聚，多元价值不仅可能导致政治的迷失，而且会带来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突。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恰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这无疑是中国智慧对全人类的贡献。古希腊政治生活建立在奴隶制所确立的主奴关系基础上。

从霍布斯、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都将争夺主人地位的斗争理解为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动力。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转变，即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

然而，这里所说的人需由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提供具体的所指。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名词概念虽然出现在主流话语中，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完全将其作为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导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空洞的概念表达，而不再具有鲜活的实践内容，不再作为认识问题的哲学工具，不再能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建立内在的联系，因此也无法真正深入人心。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继商周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之后进入了第五个全面复兴的时代。有部分人认为，强调依法治国就意味着要强化国家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绝对权威性，由此提出所谓的落实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实现司法独立乃至宪法司法化，并由此提出所谓党大与法大的争论，潜在地挑战党对国家的领导。

由于俄国革命依赖大城市的胜利，因此在前苏联政体中党的领导高度依赖国家体制自上而下的强制，与此相反，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我们党直接扎根于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因此，与德国、苏联、美国的崛起追求世界霸权不同，中国崛起实际上秉持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例外论。然而，人类历史不是自然时间的均匀延续。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始终面临如何处理党和国家关系的问题。

而只有在斗争中彼此获得承认的主权者才能构成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进入到国际社会俱乐部。这不仅孕育了对未来美好想象的乌托邦思想，而且孕育了西方理论中的社会进步发展观。

正是在这种政治稳定和政策稳定的持续发展中，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对文革的否定也自然带来对矛盾哲学和斗争精神的冲击。

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党中央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原则，重新调整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精英对西方世界的软弱妥协的依附品格，以不妥协的、独立的主人姿态出现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挑战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秩序。过去，我们将这套主体性哲学理解为现代科学摧毁宗教迷信从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是科学认识论将世界客观化、对象化之后产生的主客体对立，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也因此被看作认识论哲学。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本土大地，其政治性尤其说来源于其阶级性，不如说来源于其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品格。正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和全中国十多亿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

领袖依靠政党、政党扎根人民，领袖、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然而，苏联模式发起的挑战也随着苏联解体而失败了。

二、政治时间的建构：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略并由此进入了学者们所理解的习近平时代。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崛起错误理解为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挑战英国霸权，或苏联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开始关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对新时代的总任务、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其中既有哲学理念又有政治原则，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总体布局，既有战略重点又有系统筹划，既有长远发展步骤又有五年工作部署……这一切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中国人民在斗争中有了主心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就意味着中国人终于全面转向了主人人格，开始牢牢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

如果用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其领袖的权威地位不仅来源于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些法定职务而获得的法理型权威，来源于在党的历史传统中成为传统型权威，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特定历史时刻具有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政治责任、面对全球历史转折时代指明中国发展道路的强大理论建构能力和驾驭国内外复杂局面的能力，凝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人心，从而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公认的核心领袖，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特征。表面上看来，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作为现代化担纲者所选择的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发展战略，但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生存价值的选择：是野蛮掠夺与平等共处之间的选择，是依附西方与独立自主之间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这个历史的时空背景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出发点。

而在另一些思想家看来，这种全球化表面上导致历史终结，然而实际上将导致以文明冲突取代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人类文明会重返前现代的黑暗时代。秩序就是由主体支配客体而形成的，国内秩序是阶级支配，国际秩序是强国支配。

这既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中国的宪法序言一开始就从历史叙事开始，而且每次党章关于党的理论发展、修改必然带动宪法序言的修改，这无疑是把政治的根本大法转化为实定法意义上国家的根本大法。

在危急的历史关头，习近平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尤其是从严治党，高压反腐，可谓力挽狂澜。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之进一步发展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表述。

两种形象的描述和对比，在于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以主人的斗争精神和品格，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19世纪，德国第一次开始探索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个道路不同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后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从此，无论是维也纳会议还是巴黎和会，无论是雅尔塔会议还是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都是这种主体性哲学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并在世界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因此，正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人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是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天命具有使命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重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哲学武器，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

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了最高的理想信仰和最终的发展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